不久之后，中国——中亚峰会将在陕西省西安市隆重举行。届时，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土库曼斯坦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以及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将应邀出席，聚焦未来合作和共同发展。可以说，这五国合称“中亚五国”，它们与中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实际上，早在历史长河中，中国与中亚地区的友好交往便已源远流长。两地的交往在不同的时代阶段展现出各自独特的特点和风貌。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深厚且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早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在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多个地区便已出现了丰富多彩的陶器文化，这标志着新石器文化的崛起。

而中亚地区，作为人类最早的居住区之一，同样具有悠久的历史。考古学家在土库曼斯坦的西南部、乌兹别克斯坦的苏尔汉河州及撒马尔罕，塔吉克斯坦北部等地发现了大量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显示了这一地区丰富的人类活动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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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中亚的正式交往开始于西汉时期，尤其是张骞出使西域的历史事件。西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41年—公元前87年），张骞的西域之行被司马迁称为“凿空”，从而奠定了他作为“丝绸之路”开创者的历史地位，也象征着中原与西域的正式联系和交流。从此，西汉武帝时期成为了中原与西域乃至中亚地区交往的起点。

然而，越来越多的考古成果表明，早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古代中原与西域、中亚地区的交流与相互影响便已开始。在《尔雅》、《逸周书》和《楚辞》等古代文献中，都有关于“西域”的地理名词提及，如“昆仑”、“流沙”和“西海”等，显示出当时中原与西域的文化交融。书中提到：“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西北之美者，有昆仑虚之缪琳琅开焉。”这些文献的记载，表明了中国与中亚地区交流的早期痕迹。

可以说，中国与中亚的文化与贸易往来最早有文字记载的，应当追溯到西汉武帝时期，而随着时间推移，这种交流逐渐在明清两代达到了空前的繁荣。明朝建立后的1368年，恰逢帖木儿王朝的崛起。帖木儿在位时，进行过大规模的领土扩展，征服了中亚、西亚及印度北部，建立了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庞大帝国。

然而，帖木儿死后，帝国因内部纷争逐渐解体。尽管如此，帖木儿王朝与明朝保持着长期的友好往来。两国的使臣频繁互访，进行贡奉和文化交流，这段历史成为了中国与中亚地区长期友好关系的重要篇章。

15世纪中叶起，中亚逐渐建立了突厥人统治的各个汗国。在沙皇俄国入侵之前，哈萨克汗国、大玉兹、小玉兹占据中亚北部，乌兹别克的布哈拉、希瓦和浩罕等汗国则位于南部。明朝灭亡后，清朝在乾隆时期平定新疆，重新统一了这片辽阔的土地。清朝在新疆的统一与治理，不仅使中国的疆域得到前所未有的稳定，也为中亚地区带来了一个相对和平的局面。

这一时期，哈萨克大中小王兹、浩罕、布哈拉等部落纷纷归附清朝，成为其藩属。清朝与中亚的交流，特别是与哈萨克和浩罕汗国的贸易，在逐渐衰退的丝绸之路上迎来最后的繁荣。清朝与中亚各汗国的贡使来往密切，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持续推动着双方的关系发展。

然而，沙俄的崛起，打破了这种平稳的局面。17世纪中期，沙俄开始渗透中亚，至19世纪中期，经过一系列征服战争，沙俄将大部分中亚地区纳入其版图。与此同时，欧美列强也开始对中国进行侵略，使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而沙俄在19世纪后期则加快了对中亚的扩张步伐，最终在1876年征服了中亚三汗国，并将中亚地区并入沙俄帝国。

回顾明清两朝与中亚各国的交往历史，可以发现，在这500多年间，中国与中亚的政治、商贸与文化交流频繁。尤其是在明清与中亚国家的交往中，中国始终保持着宗主国的地位，并遵循“厚往薄来”的原则，在贸易中不计较得失，而是着眼于大局，营造友好政治关系。这一时期，许多来自中亚的朝贡使团带着中亚的特产来到中国，进行物资交换和贸易，促进了丝绸之路商贸活动的繁荣，也为中亚地区的文化、手工业和制造业发展提供了契机。

文化交流方面，双方深入了解彼此的国情、习俗和文化，为两国人民的互动与共识奠定了基础。明清两朝不仅关注中亚地区的国情，还重视对彼此文化的深入研究。双方的语言研究、翻译和教学不断推动社会进步，增强了两地的联系。

此外，在中亚地区，现今仍有一支东干族，是清代时期自中国西北迁至中亚地区的回族后裔。至今，东干族的总人口已经超过了11万人。

1991年苏联解体后，中国迅速于同年12月27日通过外交渠道承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独立。翌年1月，中国与这五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标志着中国与中亚的合作进入了崭新的历史篇章。

总之，中国与中亚的友好交往，历经数千年，已经成为双方政治、经济与文化合作的坚实基础，未来双方将继续携手合作，开启更加广阔的合作前景。

发布于：天津市